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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病人》小说中国族身份的冲突与瓦解

时间:2019-12-09 10:25作者:陈莲洁
本文导读:这是一篇关于《英国病人》小说中国族身份的冲突与瓦解的文章,两次世界大战导致国际格局发生急剧的变化,每个国家选择加入不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阵营,每个人又根据自己的国家身份、民族身份以及个人身份确定自己的阵营。

  摘    要: 后殖民主义强调民族文化的异质性,因为殖民主义力量已经超越了对土地和主权的权利控制,更多倾向于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本文首先介绍了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侧重于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模仿、模拟和混杂与第三空间。论文详尽分析了《英国病人》中人物的国家、民族和个人身份的矛盾、瓦解和重构。本文指出,各族裔群体虽然努力在杂糅状态下重构自己的身份和精神家园,建立自己的政治、宗教、种族独立性,但完全融合是不可能的。

  关键词: 后殖民解读; 身份; 冲突与重构;

  Abstract: Cultural heterogeneity is a key concept to post-colonialism. Instead of territory and sovereignty control, post-colonialist culture focuses more on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permeation. This paper gives a detailed introduction to Homi K. Bhabha's post-colonial theory, highlighting concepts such as mimesis, mimicry, ambivalence, hybridity and the third space. It analyzes the conflicts, collapses, and reconstructions of various national, ethnic and individual identities in The English Patient. It points out the impossibility of complete integration, despite of a hybridized co-existence of identity and territory reconstruction, with respective political, religious and ethnic independence.

  Keyword: post-colonial interpretation; identity; conflicts and re-construction;

  一、引 言

  两次世界大战导致国际格局发生急剧的变化,每个国家选择加入不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阵营,每个人又根据自己的国家身份、民族身份以及个人身份确定自己的阵营。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吉的“金布克”获奖小说《英国病人》(1992)由安东尼·明格拉执导,改编成同名电影(1996)。《英国病人》昭示了二战前后国家和个人的多元选择和多重身份导致的交叉冲突:非洲与欧洲、野蛮与文明、宗主国与殖民地、男性与女性,希望达到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和解与共存(reconciliation and coexistence)[1]。

  目前,《英国病人》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后现代和后殖民视角,战争创伤以及疗伤、叙事学特征(不可靠叙事、平行叙事结构、叙事者与倾听者的关系),男女两性的抵抗(feminism against patriarchy),等等[2][3]。从后殖民主义视角解读《英国病人》,可以探索国家、民族和个人身份之间的冲突、瓦解和重构的可能性。翁达吉颠覆了过去由西方人主导的核心族群—边缘族群(core-peripheral)、主流—非主流文化(mainstream vs. non-mainstream)的二元冲突模式,但目前国内学者关于文化身份的颠覆、瓦解和重构依然有其局限性,尤其是对于殖民者(宗主国)在身份建构和瓦解中的作用,以及殖民者个体(宗主国公民)沦为殖民身份牺牲品,涉及甚少[4][5]。

  《英国病人》小说版和电影版人物和情节设置基本一致,最大不同在于原着中大卫·卡拉瓦焦是汉娜的叔叔,电影中他仅仅是加拿大籍小偷,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其次是基普,原着中他回印度行医,回归了锡克族生活模式,思念但拒绝联系汉娜,电影中基普被派驻佛罗伦萨继续扫雷。这样的安排似乎强化了翁达吉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寻找民族和解共存的可能,因此本论文着眼于分析电影版本,将小说原着作为背景参照。
 

《英国病人》小说中国族身份的冲突与瓦解
 

  二、后殖民主义理论

  与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消解中心、消解权威、倡导多元化的潮流呼应,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以意识形态性和文化政治批评性揭示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与权力关系、东方主义、全球化与本土化冲突、内部殖民等新问题。后殖民主义的主要理论源流来自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主义(cultural hegemony),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学(orientalism),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的属下(底层,subaltern)文化身份书写、历史记忆与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抵抗,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他者形象、文化身份的模糊性以及杂糅性[6]。霍米·巴巴推动了全球后殖民话语批判、文化认同、第三世界批评、翻译理论、族群研究等诸多前沿问题的探索。

  与赛义德和斯皮瓦克不同,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批评策略借助于“模仿性(mimesis)”“模似性(mimicry)” “杂糅性(hybridization)”“模棱两可”(ambivalence)和“第三空间(Third Space)”削弱殖民者的话语霸权,但又呈现出“辩论性的而非对抗性的”解构。例如, 《文化的定位》中的《模似与人》(Of Mimicry and Man: The Ambivalence of Colonial Discourse)尤其细致地分析了“模似”的话语如何围绕矛盾建构起来,形成双向互动的冲突抵抗[7]。

  “模仿”是在同源文化系统内,模仿者对被模仿者忠实的复制。例如,石黑一雄的《长日留痕》中,管家斯蒂文斯对主人达林顿勋爵无论从言语行为到价值观都绝对照搬,并以自己三十五年放弃自我、绝对效忠为骄傲[8]。“模似”的目的在于产生模似者(被殖民者)对被模似者(殖民者)之间相似又含混、相互渗透的矛盾状态,含有畏惧、敬仰、模仿、质疑、嘲弄、变形的各种因素,最终达到瓦解殖民权威的稳定性。E.M.福斯特的《通往印度之路》中,阿齐兹医生对于英籍校长菲尔丁、英国人罗尼·希斯洛普及其母亲呈现了极其复杂的文化心理[9]。“杂糅性”“模棱两可”和“第三空间”描述了不同国家、种族、个体在意识形态、文化和语言相互混合的过程,也是殖民地居民对殖民者宗主文化的质疑、颠覆的一种策略,用模仿对殖民话语的权力产生消解作用:“殖民话语的目的,就是要把被殖民者分析为在种族根源上是退化的种群,… 被殖民者沦为了 ‘他者’;…被殖民主体从来都不是简单地、完全地与殖民者相对。反而,共谋和抵抗共存于殖民主体内一种摇摆不定的关系中。”[10]例如,黄哲伦的《蝴蝶君》用男性演员宋莉伶和法国情报人员热内·加里马尔的爱情颠覆了普契尼《蝴蝶夫人》的西方殖民话语[11]。

  值得注意的是,霍米·巴巴认为后殖民思想对被殖民者的入侵是漫长、渐进和无意识的,被殖民者的“文化杂合”(cultural hybrid)从开始的被动接受可能演变成主动接受,从有压迫感的接入到自我适应感接入,因为殖民话语中早有陈规(stereotype)和固定性(fixty),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殖民话语体系(colonial discourse)[12][13]。殖民地文化中的“精英分子”往往成为“熟悉的陌生人”和“两栖人”,对宗主国文化既自觉维护、主动依附,又激烈抵触[14]。

  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与碰撞过程中,后殖民学者和作家有意无意中充当“协商者(negotiator)”的角色,寻找所谓的“第三空间”,面向未来建构多重复合的文化身份[4]。《英国病人》有关国家、民族和个人身份的矛盾叙事折射出第三世界流散作家特有的“模拟”思维方式。但是,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第一要义是彼此的尊重而非消解,在后现代和后殖民语境中,超越民族主义的梦想遇到困境,每一个宗主国及其友邦之间、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都存在复杂的文化背景。凯瑟琳和艾玛殊的“死亡宣言”获得了符号化的文化隐喻:“迎风而立,…到达一个没有地图,没有国界,不以强者名字命名的国度”。瑟福克爵士和“英国病人”的死则彻底地宣布英国殖民统治将最终解体。彼此消解和杂糅的动态冲突必然导致超越民族主义的吁求有其天然的“无根性”和“虚幻性”[15]。

  三、国族身份的冲突与瓦解

  《英国病人》的原着和电影都采用了一些后现代叙事技巧,回忆与现实时空交错,爱情主题和战争中的国族身份主题交叉展开。为了便于分析,有必要对情节顺序进行梳理,展示故事发生的时间脉络(表1)。

  表1 《英国病人》的主要时间节点和故事情节


时间 主要事件
1931—1935年 英国皇家地理协会、国际沙漠俱乐部考古、勘测非沙漠,寻找泽祖拉绿洲。
1936年 克利夫顿夫妇加入沙漠俱乐部,航拍埃及和利比亚沙漠。杰弗里和卡拉瓦焦一起在托布鲁克工作(纸婚棉婚之争)。
1939年3月 英国命令停止科考,资料在5月前送走;马铎将飞机和地图掩埋在利比亚库夫勒,前往托布鲁克。
1939年8月 杰弗里撞机死亡,凯瑟琳受重伤。艾玛殊前往厄塔吉英军驻地求助,被拘捕,在遣送到利比亚班加西的途中逃脱。
1941年5月 瑟福克爵士、司机弗雷德·哈茨、秘书莫登小姐被炸死。基普绘制拆弹图纪念。
1942年6月 德军攻陷托布鲁克,马铎安排卡拉瓦焦留守,遭德军刑讯,切掉手指。
1942年8月 艾玛殊离开埃及的基尔夫·克尔比尔,挖出马铎掩埋在利比亚库夫勒的飞机,飞往泳者洞穴,返程中飞机被德军击落。艾玛殊被贝都因人搭救,送往埃及西部边境锡瓦绿洲的盟军医院,在比萨停留一阵,辗转到达意大利佛罗伦萨。
1944年10月 艾玛殊在佛罗伦萨北部被英军审问,贴上“英国病人”标签;野战医院开往莱亨;汉娜、艾玛殊、卡拉瓦焦和基普聚集在圣吉洛拉莫修道院。
1945年8月 (小说)美军投下原子弹,基普痛恨“白人”,回国行医,思念但不联系汉娜。(电影)基普阐述优秀的“英国人”;三人从佛罗伦萨各奔前程。

 

  1942年8月艾玛殊离开埃及的基尔夫·克尔比尔,挖出马铎掩埋在利比亚库夫勒的飞机,飞往泳者洞穴,返程中飞机被德军击落。艾玛殊被贝都因人搭救,送往埃及西部边境锡瓦绿洲的盟军医院,在比萨停留一阵,辗转到达意大利佛罗伦萨。

  1944年10月艾玛殊在佛罗伦萨北部被英军审问,贴上“英国病人”标签;野战医院开往莱亨;汉娜、艾玛殊、卡拉瓦焦和基普聚集在圣吉洛拉莫修道院。

  1945年8月(小说)美军投下原子弹,基普痛恨“白人”,回国行医,思念但不联系汉娜。(电影)基普阐述优秀的“英国人”;三人从佛罗伦萨各奔前程。

  以二战前大英帝国的国际影响力,几乎成为“欧洲白人”的代言人。马铎在介绍国际沙漠俱乐部成员时,颇为得意于成员的国际性,似乎提到国籍都是一件不屑的事情:英国人、德国人、匈牙利人和埃及当地人,活动范围横跨埃及、利比亚、南至埃塞俄比亚。事实是,大英帝国对北非国家的考古测绘本身就是为英国的全球殖民统治服务,是对这些国家的领土和文化侵略,如马铎宣称的,“谁拥有沙漠,谁就拥有北非”。《英国病人》中每一个人都深受身份的困扰,他们的悲剧也源自他们的国家和民族身份。殖民地人民(埃及和利比亚)本身已经被“集体失声”:考古学家Dante D’Agostino和 Diggy Bermann、埃及学家Sharif Al Fouad (Al Auf)在整个故事中就是一个“活动道具”,为马铎的殖民考察服务。殖民者杰弗里·克里夫顿和彼得·马铎之死源自国家利益和个人身份的冲突。汉娜和卡拉瓦焦作为英联邦“第二世界”代表,不断质疑自己为所谓的“祖国”牺牲的逻辑理性。艾玛殊和基普沦为身份暧昧的“国际私生子(international bastards)”。

  1.艾玛殊

  国家、民族和文化身份是烙在一个人身上的印记,无论如何都摆脱不掉。由于一战和二战的历史原因,匈牙利的国际地位和国家身份都受到严重伤害,被迫选择了做德国的盟友。在“轴心国 vs. 同盟国”的二元冲突背景下,匈牙利公民拉斯洛·德·艾玛殊伯爵(Count László de Almásy ) 竭力否认自己的国家民族身份,却又不断被质询(证件、姓名、军衔、军籍编号)。根据霍米·巴巴的民族典型性“陈规”(stereotype)和固定性特征(fixty),艾玛殊的身份标签是一个双向定义:“自我赋予(皇家地理协会会员和皇家沙漠俱乐部成员)”和“被赋予(德国佬和英国病人)”。

  1)Fritz? …Well, that is your name isn’t it? Count fucking asshole von Bismarck! What is that supposed to be then? Irish?

  艾玛殊随身携带希罗多德的《历史》,形成了和当今社会的呼应关系,历史正是千百年来国家、民族的反复冲突和定义。在沙漠俱乐部最后一次聚会上,艾玛殊愤而质疑科考队“国际大家庭”的虚伪性,以及英国对埃及进行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国族身份的代表者国家元首是 “肮脏污秽的字眼”;

  2)A toast to the International Sand Club!Misfits, buggers, fascists and fools. Dirty word, filthy word. His majesty,der Fuhrer, il Duce.

  必须看到的是,艾玛殊骨子里是英帝国殖民者拥趸,殖民思维渗透在他的骨子里。在痛恨“形容词”,拒绝被定义和占有的同时,宣称自己占有凯瑟琳的“脊上凹口(suprasternal notch)”,请求“国王”命名它为“艾玛殊海峡(Almásy Bosphorous)”。因此,艾玛殊的“面目全非”就是向英国殖民者靠拢失败,民族身份彻底瓦解的象征[16]。

  2.基普

  如果说艾玛殊的国族身份冲突是和凯瑟琳的婚外情才凸显的,基普对于国族身份的双重焦虑是长期的。印度公民基帕尔·辛格(Kirpal·Singh),在英国人的嘲笑中从 “咸鲱鱼”(Kipper)变成“基普”(Kip)。他以对待父亲一样的虔诚敬仰效仿瑟福克爵士,渐渐地完成了对英国白人身份的自觉靠拢和“模似”。但是基普又在竭力保持自己的民族独特性:蓄长发,包头巾(turban),住帐篷,吃素。他甚至拒绝被人称为“Indian”,以免不能区分“印度人”和“印度教人”。身份标记的一再叠加使他成为 “印度锡克族的英军扫雷员(an Indian Sikh British Army sapper)”。

  同样,和艾玛殊的个体身份冲突不同,基普是宗主国和殖民地冲突的代表和承载者。他的哥哥与英国人对着干,因为拒服兵役而坐牢,死在牢里:“英国人正在绞死争取独立的锡克人”、“永远别对欧洲说不。… 合同的制定者。地图的绘制者。”艾玛殊和基普在不同程度上是赞同英国殖民文化的,并把自己也归在这一族群里。但是,在艾玛殊津津有味地指导基普读希罗多德和吉普林时,却反向促进了基普的民族觉醒:“无论我读得多慢,好像都在暗示印度最好由英国人来统治。” [17]

  借广岛长崎的两颗原子弹,翁达吉在原着中也揭示了国家民族的复杂性和把东西方文化二元划分的局限性。基普兄弟无视“马来西亚的锡克教徒受到日本人的虐待”,把世界定义为两个族群:“欧洲白人和亚洲黄种人”“欧美和亚洲”“东方人和西方人”:“当你开始向棕色人种的世界投弹的时候,你就是个英国人,你们曾有比利时的利奥波德国王…而现在你们有美国的杜鲁门,你们全是从英国人那儿学来的”。

  3.马铎和克里夫顿

  马铎和克里夫顿是大英帝国的身份代言人、殖民统治的工具和帝国利益维护者,这点以往的文献很少论及。作为私人朋友,马铎赞赏艾玛殊的学识和奉献精神,真诚地劝阻艾玛殊不要和凯瑟琳发生恋情,也敏锐地意识到,战争来临时艾玛殊的匈牙利就是巨大的威胁:“这年头沾一点外国色彩的人就会被当成间谍。”但是,马铎的英国殖民者身份是显而易见的:(1)马铎从来没有暴露自己的间谍身份,他和克里夫顿以及卡拉瓦焦的同事关系(“皇家地理协会竭力推荐他们”“他可以从空中勘测道路”)。(2)北非科考服务于英帝国殖民统治的需要:“谁拥有了沙漠,谁就拥有了北非。”“地图属于皇家专有,不是什么张三李四都可以看的。”(3)马铎把飞机和地图掩埋在利比亚的库夫勒(Kuffler Osis),并不是为了战后恢复科考工作,而是出于间谍工作需要。(4)马铎安排卡拉瓦焦留守,导致了后者的被捕和刑讯,而不仅仅是“无意间被拍照”。艾玛殊始终感念他的友善和温和,“这是男人之间的对话(man to man chat)”,却从未怀疑过马铎以及克里夫顿的科学家身份。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艾玛殊轻率地用地图和德国人交易,也是马铎一直在利用艾玛殊的单纯带来的后果。马铎背负着这些国家机密和使命,在得知开罗失陷后,只能默默地以死谢罪(“德国佬拿到了我们的地图,隆美尔长驱直入开罗”)。

  同样,杰弗里·克里夫顿是公民身份和个体身份冲突的受害者。杰弗里的任务是对整个非洲进行大纵深航拍测绘,为此,他只好用一个又一个谎言来掩盖自己的间谍身份(“小熊鲁波”,等等)。表面上他回开罗筹集下一步科考资金,实际上是去利比亚航拍,去图布鲁克汇报工作:

  3)Portrait. The Brigadier, the Brigadier’s wife,Brigadier’s dog. Brigadier by the pyramids. Brigadier breathing.

  在图布鲁克,从克里夫顿询问卡拉瓦焦新婚第一年为棉婚还是纸婚,可以看出他们关系熟稔,长期共事与英国情报部门。克里夫顿时时不忘表述自己“怕老婆(Uxoriousness)”,但他更自觉地服从国家利益的召唤。凯瑟琳最痛恨“欺骗”,误认为自己仅仅是国家殖民利益的工具化(instrumentalization),而丈夫的一切,除了婚姻,都是“谎言(fiction)”。克里夫顿为国尽责的使命感掩盖了他对于凯瑟琳的真爱表达,使他不惜以撞机的方式寻求三人同归于尽的悲剧。

  4.卡拉瓦焦和汉娜

  卡拉瓦焦和汉娜作为加拿大籍的英国军人,饱受战争创伤,但他们似乎从不怀疑自己的参战动机,因为他们天然地认同了英国为自己的“祖国”。卡拉瓦焦作为小偷和情报人员为盟军服务,被德国人刑讯,切掉拇指。汉娜的伤心来自坚信自己是“被诅咒的”命运。他们二人和英国人之间构成了霍米·巴巴的殖民地内部“模仿(mimesis)”。

  四、族群身份的重构

  作为流散族群的文化代表,作家翁达吉和导演明格拉并不一味鼓励斗争和冲突,他们也一直在寻找文化之间共存的基础和可能性,亦即霍米·巴巴强调的文化杂糅(hybridity)。

  艾玛殊被塑造成理想的“中心国男性”,典型的“英国白人”:学识渊博、思想深沉、浪漫多情。既能做枯燥深奥的文化专业研究(希罗多德、吉普林和“泳者山洞”),又幽默风趣,熟稔通俗文化(“高帽子乐团”)。汉娜尝试弹奏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 (BWV988),吉普却找到了德国人在钢琴下隐藏的炸弹。基普看到了文化的复杂性,在质疑英国殖民统治的同时表示了对“英国白人”真挚的敬仰:

  4)Yesterday,I was thinking. The patient and Hardy. That’s good about England. … He even didn’t ask me if I could spin the ball at cricket or kamasutra, or…

  加拿大的汉娜和卡拉瓦焦、印度的基普消除了彼此的隔阂,暂时忘记了战争带来的创伤,抬着匈牙利的艾马殊在雨中快活地嬉闹。基普和汉娜在意大利乡间教堂看壁画的场景算是《英国病人》中最浪漫、迷人、温暖的场景,也是对文化身份和解接受的标记。艾玛殊在汉娜和凯瑟琳声音合二为一的朗读声中安然死去;基普继续扫雷,为的是广义的和平;汉娜归队;卡拉瓦焦放下了所有的恩怨,放弃了刺杀艾玛殊,开始寻求一种新的存在方式。以大英帝国为代表的“白人”殖民统治时代终结了,佛罗伦萨成为新时代开启的象征。

  小说结尾安排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文化寓言:战后回国行医的吉普拒绝联系汉娜,但他依然不断回忆起他们共处的时光。汉娜碰落杯子的刹那,基普伸手接住了女儿的勺子。参照电影中汉娜和基普的临别赠言,“我们说不定能碰上呢”,说明宗主国和殖民地以“模糊和杂糅”的形态共处。战前的宗主国—殖民地国家关系瓦解了,殖民地人民开始寻求自己的独立国家身份和个体身份,不同国家、民族文明独立而又彼此呼应。

  五、结 语

  二战后加拿大政府积极推行“多元文化”政策、缓和各移民民族之间的矛盾、支持各族裔群体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杰的小说《英国病人》呼应了这个大的历史背景。霍米·巴巴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从边缘文化立场出发,揭示了被压制的、非主流的“弱势文化”,完全可以对占主导地位的殖民文化进行冲突、瓦解和重构。在文化身份重构过程中,霍米巴巴认为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处在一种难以摆脱的两难境地:对于白人文化的模似和积极靠拢,对于自己的同胞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文化优越感,但是自身的殖民地文化身份又与白人主流价值格格不入[18]。《英国病人》的文化意义在于,殖民者自身也蕴含了不同身份之间的冲突,艾玛殊和马铎之死就是对于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和个人价值的诘问、挑战。汉娜和吉普相约“重逢于教堂”,蕴含的仅仅是一种文化的独立 “杂糅”,而不是“融合”,更不可能是此消彼长的“替代”。

  但是,必须注意到,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中对于宗主国殖民者的行为研究尚未涉及。价值观和行为差异性将他们划分为不同的群体类型:殖民统治的维护者(《英国病人》中的马铎、克里夫顿)、改良者和被殖民者的“拯救者”(《印度之路》的校长菲尔丁,《刮痧》的许大同的美国老板约翰·奎兰,《长日留痕》的新庄园主美国人法拉戴)、自反破坏者(《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鼹鼠”,即,代号“裁缝”的比尔·海顿)。他们的命运也因此而不同:为国牺牲者(自觉或被动的牺牲品)、被仰慕者(他们的观点被当局者和民众接纳而受到尊重)、被惩戒和驱逐者。此外,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也绝非“模似”“杂糅”“第三空间”能够完全涵盖。二战期间东南亚国家与原宗主国和日本的关系证明,被殖民者往往不能用“驱虎逐狼”求得自我解放的目的,反而是“引狼驱虎”,陷入新一轮的殖民化(《现代启示录》)。不论是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还是后殖民文化现象,都值得继续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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